他曾在《旅途》一文中谈起过这样一个
这有点令人遗憾，但也许恒光是故意的。 他曾在《征途》一文中谈到这样尴尬的一幕，“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语言不通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对面，目光相遇在一起，我心里会别扭，对方也会和我一样，心里想法很复杂，完全不了解对方，所以我不由得为此感到恼火多余的身体挡住了我眼前的视线。”
与其与不懂语言的人进行艰难的交谈，恒光更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直接观察这座城市。 据今孝京太郎说，横光“非常喜欢上海，每天都精神抖擞地四处游历”。 除了欣赏城市风光、漫步繁华街道、去餐厅品尝美食、泡澡澡等日常活动外，恒光还有一些独特的爱好，比如“逛黄金交易所，尽可能多地了解黄金。改变白银贸易的运作方式和棉花的买卖方式”，例如，对“租界国家的组织和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 而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他作品的一部分。
恒光在上海的生活虽然有些与外界隔绝，但他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地观察这座城市，积累了大量的素材，逐渐萌生了大胆的写作志向。 当时，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征服者》、《皇家之路》等中国题材小说风靡欧洲。 恒光深受感动，企图写小说与之抗衡。 因此，回到日本后，虽然他马上被一家出版社邀请写游记，但他回信谢绝了，“我不想写上海或任何地方的轶事，我想写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成为东方的垃圾场，让人觉得美好。游记短文无法容纳的上海大都市，我想把它写成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长篇小说《上海》，是恒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新感觉小说，是他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恒光阅读了四五百本关于上海的书籍和杂志，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1928年11月，小说第一章首次发表于《改革》杂志，题为《澡堂与银行》，1929年3月发表《足与正义》，6月发表《垃圾问题》，《疾病与银行》子弹”，每三个月连载一文，至1931年11月以“春富-港湾篇”为准。 1932年7月，维新社为他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正式定名为《上海》。 1932年淞沪“一月二十八”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鼓起勇气出版了一本名为《上海》的书。 选择，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标题。 此后，经过三年的修订，1935年3月，书屋展望社出版了修订本。
横光俊一以半自传体形式描写上海之行的小说《玫瑰》封底
然而，恒光与上海的缘分并没有随着本书的结束而结束。 1936年，中日关系恶化，恒光有幸到访上海一次。 1936年初，他作为《东京新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的特约记者赴欧洲采访时，于2月24日乘船途经上海。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早上9:30，到达上海，刚踏上朋友家的楼梯，下面就有人大声喊了一声，一看是山本美彦，吓了一跳，本来想下去的想说话，但因为还没有和金英打招呼，所以还是上了楼。喝了杯茶，下楼去了内山书店。书店里，鲁迅、石岩和内山书店老板正在“那儿。我昨晚写《维新》的稿子就没睡过，脸色苍白，胡须浓密，牙齿整齐，他请我去南京路新雅饭店吃饭。”
这里提到的山本美彦是日本著名出版社会社的社长，他把鲁迅的作品介绍到日本。 我又看了一遍鲁迅日记。 23号我确实给维新社写了一篇作文，3000字。 我一直睡到天亮。 24日还撰文称“山本美彦君赠十二盒香烟，请新雅午餐，九人同桌”。 事实是可以吻合的，可见鲁迅和恒光确实有关系，只是没有提及。 这大概是因为此时中日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为了避嫌，名字保密，我们无从得知更多。 更多会议详情。
值得补充的是，1943年的《太平洋周刊》有一篇题为《横东志一先生》的文章，说横光俊一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中日事件发生后不久，有一个来上海的人”。住在司马路的都会酒店大楼。” 虽然标志着甲午战争开始的卢沟桥事变直到1937年才爆发，但比较恒光的两次上海之行，应该指的是1936年的那一次。接下来，恒光也谈到了他的不切实际当时的幻想：“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把一千个日本青年和一千个中国青年聚集在这个大楼里，让他们彼此进行一次非常坦率和真诚的讨论。中日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结果论。” 在中日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的情况下，还能保持这样幼稚的幻想，可见一个作家的良心。
罗峰《恒光立毅先生》版图
将中国元素融入小说在日本早有先例，现代作家也不例外。 先后到过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也写过中国题材的作品。 与他们相比，横光无论是旅行经历还是写作实践都是后来者，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在《上海》这本书中，用新奇奇特的笔触描写了现代上海的摩登和都市感。不过，恒光这本书虽然描写的是1925年的上海，但和他之前的作品一样，上海在这幅画的笔下也具有象征意义。新感觉主义作家恒光借这个舞台表达了内心的压抑和迷茫。那么恒光笔下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呢？
小说《上海》的开篇就是这样一幅画面：“每当涨潮时，江水汹涌，有逆流，观测站的信号旗呈现稳定的风速，向着塔楼飘去。在漫天的夜雾 深夜，海关大楼的尖塔上烟雾缭绕，堤岸上堆放的木桶上坐着许多苦力，他们的身体都湿透了，破旧的黑帆随着沉闷的海浪咯吱咯吱作响。 “
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建筑，在恒光的笔下如此荒凉，令人惊讶，但如果这些文字只是略显阴郁，下面的描述却让人触目惊心：倒塌的砖瓦街道。 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穿着长袖衣服的中国人，就像海底的海带一样堆积在那里。 乞丐蹲在小石板路上。 头顶的店主屋檐下挂着鱼油和一块块滴着血的鲤鱼肉。 旁边的水果店里全是芒果和香蕉，一直堆到路边。 水果店旁边是一家猪肉店。 猪蹄下垂，形成肉色的洞穴和深色的凹陷。 唯有白色挂钟的表盘像一只眼睛，从密密麻麻挂着猪肉的墙壁深处透出一点光亮。”
这是上海某弄堂土耳其浴外的景象。 不管描述是否属实，作为在20、30年代发展到顶峰的大都市上海，有无数的高级故事可以讲述，而恒光却选择了这个角落，充分暴露了他对上海定性的认知——这个城市的标签之一就是堕落。 “巴黎是一座达到顶点的城市，而上海则是一座跌落到极点的城市。” 不过，恒光对这种堕落却丝毫没有批判，甚至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人们称它为罪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远不止于此罪恶，它属于未来会出现的那种罪恶。”
杨志华译《上海》的布局
在这个未来的罪恶都市里，小说的主人公陆续登场：失业的银行职员三木，被迫沦为妓女的洗浴工亚山，以及纺纱厂工人和罢工领袖的双重身份。中共著名共产党员方秋兰和被大肆买卖的前白俄罗斯贵族名媛奥尔加，以及一大批争夺舞女宫的外国佬。 总之，上海是一个“东方垃圾场”，到处都是淘金者、投机者、底层民众，以及来自四面八方、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难民。 “不同民族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个陌生的地方，与各自的首都争夺财富。他们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一旦回国，就怕失去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力，在此盘腿震威。 恒光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租界这种特殊形式对上海异常繁荣的促进作用。
恒光对上海的租界特别着迷，在他看来，“这是各种殖民地人物出现的背景，他们根据社会阶层、经济优势、种族和国籍表达不同的个人自尊或屈辱感..，而种族和民族身份也决定了人物在与其他种族和国籍的人打交道时的态度。” 身处其中的人们看似摆脱了国家自由的束缚，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 一种迷茫和无助的感觉。 个人与外界的紧张矛盾本来是新感觉派关注的主题之一，但在四面八方的上海，他们对这种感觉有了更深的体会。 与浩瀚多彩的世界相比，个体是那么的孤独和渺小，唯一的真实似乎只有用身体感受的十分之一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上海》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但几乎所有的章节都是根据主要人物的心理感受串联起来的。 作者并没有站在第三人称的角度去客观地描述剧情的发展，而是从主人公的心境出发去描述他眼中投射的外部世界。 难怪酒井直树评价横光立一的《上海》“成功地呈现了主体所处的殖民地、阶级和种族差异的感官差异”。 也正因如此，衡广利笔下的上海，带有明显的个人情绪，杂乱、堕落、空虚……既继承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颓废感，又为现代上海刻画出别样的风采。
《新郎的想法》的封面
横光的《上海》在日本出版后，其敏感的题材和新颖的文风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与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一起，成为日本人了解上海的窗口。 遗憾的是，该书在中国影响不大，只是刘乃瓯在《新郎思》一书的序言中提到，1942年《中国周刊》第六期有片段译文，没有人提及。 这可能是因为本书出版时，新义派在日本已经没落了。 然而，恒光对中国的影响最初并非一本书，更重要的是他引发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即中国文坛以刘乃欧、穆时英为首的“新感觉派”。 1930 年代。 ”。其中，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学的刘乃欧率先将恒光介绍给中国读者，开创了中国新感觉主义的氛围。
刘乃欧1905年生于台湾，15岁赴日留学，1926年入上海震旦法文班返台。 1928年夏，刘乃欧再次来到上海。 出资创办一线书店和杂志社《无轨列车》，介绍文坛最新文艺理论，发表同仁优秀文学作品。 1928年9月，以奈奈欧之名翻译出版了《情色文化》一书，收录了日本新感觉派和无产阶级文学的著作，其中有横光俊一的《七楼之动》，这是恒光著作最早的汉译本。 在书的序言中，刘乃欧热情地赞扬了新感觉派的作品，“文学和艺术是时代的反映，只有新感觉派才能向我们描绘这个时代日本的时代色彩。时期。” 作品……都描写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时期的不健康生活，这些作品揭示了这些对明天社会和未来新方式的暗示。”
《色情文化》封面
“中国新感觉派”的小说几乎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恒光也着重描写上海，这并非巧合。 “新感觉派”的小说不等于都市小说，但现代都市确实为新感觉派天马行空的语言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新感觉派作品的特点之一是反对既定的政治经济结构，表达个人在现代社会的虚无感新感觉派圣手是谁，在现代上海，这种表达找到了最合适的展示空间。 无论是恒光还是刘那鸥，“都把上海看作是一个避开意识形态局限的地方，被城市空间中族群、观念、现象之间的汹涌流动和相互超越所迷惑”。 不客气。 可以说，这些“新感觉”达人的心中，都有些“上海情结”。
近年来，关于中日新感觉派的比较研究层出不穷。 但以往多着重于笔法传承，对题材共通性的研究不多。 然而，自从我们知道日本新感觉派的领袖人物横光俊一曾两度到访上海，中日两国作家都不遗余力地描写上海后，这些事实足以引起新的关注——“新感觉派”学校”和上海城市的内在联系。 每座城市都有其特殊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对描述它的人产生无形的制约。 因此，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特别适合的文学表现形式，上海也不例外。 由于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上海为创作背景的现代文学作品甚多。 不能说“新感觉派”在描写上海的艺术水准上一定比其他派高出一筹，但在把握城市内在的精神面貌方面，却有其独创性的思维和表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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