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光：我不想写上海或哪里的奇闻轶事轶事
这有点遗憾，但或许恒光是故意的。 他曾在《旅程》一文中谈到这样一个尴尬的场景，“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同语言的人坐在一张桌子对面，目光相遇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别扭，对方也会和我一样，心里萦绕着复杂的思绪，而且我们根本不理解对方，所以我会忍不住生气这个多余的身体挡住了我眼前的视线。”
与其与不懂语言的人进行艰难的交谈，恒光更喜欢直接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这座城市。 据今隆京太郎介绍，横光“非常喜欢上海，每天都精力充沛地到处旅游”。 除了欣赏城市风光、逛逛繁华街道、去餐厅品尝美味佳肴、泡澡堂洗澡等日常活动外，恒光还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爱好，比如“参观有黄金交易的地方，尽可能多地了解黄金。白银贸易运作的变化以及棉花买卖方式的变化”，例如，对“租界国家的组织和关系”的浓厚兴趣。 而这些后来都成为了他作品的一部分。
恒光在上海的生活虽然有些与外界隔绝，但他却以另一种方式默默观察这座城市，积累了大量素材，并逐渐萌生了大胆的写作抱负。 当时，法国作家马尔罗的《征服者》、《王道》等中国题材小说风靡欧洲。 恒光受此感动，试图写一部小说与之抗衡。 因此，回到日本后，虽然立即有出版社邀请他写游记，但他回信拒绝了：“我不想写上海或任何地方的轶事，我想写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成为东方的垃圾场，让人感觉美好。上海这个大都市，游记、短文都容纳不下，我想把它写成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后来的小说《上海》，这是恒光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最后一部新感觉小说，是他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恒光阅读了四五百本有关上海的书籍和杂志，花了四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部作品。 1928年11月，小说第一章以《澡堂与银行》为题首次发表在《改革》杂志上，随后于1929年3月发表《足部与正义》，6月《垃圾问题》，1929年《疾病与银行》发表。 《子弹》，每三个月连载一篇文章，直至1931年11月以《春赋·港湾篇》为止。 1932年7月，维新社为他出版了第一本小册子，正式定名为《上海》。 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出版一本名为《上海》的书，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选择，所以我还是选择这个标题。 此后，经过三年的修订，1935年3月，书屋展望社出版了修订本。
横光敏一半自传式小说《玫瑰》封底，描述了他的上海之行
然而新感觉派圣手是谁，恒光与上海的缘分并没有随着本书的结束而结束。 1936年，中日关系恶化，恒光有幸访问过一次上海。 1936年初，他作为《东京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特派记者去欧洲采访时，于2月24日乘船经过上海。早上9点30分，到达上海，刚踏上朋友伊姆塔卡家的楼梯，下面就有人大声喊叫，一看是山本美彦，很意外，我想下去说话，但因为没有和金英寒暄，所以还是上楼了，喝了一杯茶，下楼去了内山书店。书店里，鲁迅、石岩和内山书店的老板“我从昨晚开始写《维新》稿子就没有睡过觉，脸色苍白，胡须浓密，牙齿整齐。他请我去南京路新雅餐厅吃饭。”
这里提到的山本美彦是日本著名出版公司会社社长，他把鲁迅的作品介绍到了日本。 我又查了一下鲁迅的日记。 二十三日，我确实给宗教改革会写了一篇文章，三千字。 直到天亮我才睡觉。 24日，他还写道“山本美彦君赠送十二盒香烟，并邀请新雅午餐，九人同桌”。 事实是可以吻合的，可见鲁迅和恒光确实有关系，只是没有提及而已。 这大概是因为此时中日关系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为了避嫌，这个名字一直保密，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更多。 更多会议详情。
值得补充的是，1943年《太平洋周刊》有一篇题为《横光俊一先生》的文章，说横光俊一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中日事变发生后不久，有一位来上海的人”。住在司马路都会酒店大楼。” 虽然标志着中日战争开始的卢沟桥事变直到1937年才爆发，但对比恒光的两次上海之行，这应该指的是1936年的那一次。接下来，恒光还谈到了他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的幻想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把一千名日本青年和一千名中国青年聚集在这座大楼里，让他们彼此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真诚的讨论。中日问题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结果。”好结果理论。” 在中日局势恶化到如此程度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幼稚的幻想，足见一个作家的良心。
罗峰《恒光立一先生》布局
将中国元素融入小说在日本早已有先例，现代作家也不例外。 先后到过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也写过中国题材的作品。 与他们相比，横光无论是旅行经历还是写作实践都属于后来者，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在《上海》一书中，用新颖奇特的笔触描绘了现代上海的现代感和城市感。不过，虽然恒光的书中描述的是1925年的上海，但正如他之前的作品一样，上海在这本书的笔下也具有象征意义。新感觉主义作家，恒光借这个舞台表达了内心的压抑和迷茫，那么恒光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怎样的呢？
小说《上海》的开篇是这样的画面：“每当涨潮时，河水汹涌，有逆流。观测站的信号旗显示出稳定的风速，向塔楼飘去。”茫茫夜雾 半夜，海关的尖塔烟雾缭绕，堤岸上堆放的木桶里坐着许多苦力，他们的身上湿漉漉的，破旧的黑帆随着沉闷的海浪嘎吱嘎吱地响着。 ”
令人惊讶的是，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建筑在恒光的笔下竟如此荒凉，但如果说这几个字只是阴郁的话，下面的描述却令人震惊：倒塌的砖街。 狭窄的道路上挤满了穿着长袖衣服的中国人，就像海底的海藻一样。 乞丐蹲在小石头铺成的路上。 店主们头顶的屋檐下挂着鱼脂和滴着血的鲤鱼肉块。 旁边的水果店里堆满了芒果和香蕉，一直堆到路边。 水果店旁边是一家猪肉店。 猪蹄下垂，形成肉色的洞穴和黑暗的凹陷。 只有白色挂钟的表盘就像一只眼睛，从密密麻麻的猪肉墙深处闪烁着点点光芒。”
这是上海某巷子土耳其浴室外的场景。 不管描述是否真实，上海作为一座在1920年代、1930年代发展到鼎盛的大都市，有无数的高级故事可以讲述，但恒光却选择了这个角落，充分暴露了他对上海的定性认知。 ——这个城市的标签之一就是堕落。 “巴黎是一座已经达到顶峰的城市，而上海是一座已经跌落到极点的城市。” 然而恒光却丝毫没有批评这种堕落，甚至认为这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人们称之为罪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远远超出了这种罪恶，它属于未来会出现的那种罪恶。”
杨志华译《上海》的版面设计
在这座未来的罪恶之城，小说的主角相继出现：失业的银行职员桑基、被迫沦为妓女的沐浴女工阿山、纺纱厂工人和罢工领袖的双重身份。中国著名共产党员方秋兰和被大肆买卖的前白俄罗斯贵族小姐奥尔加，以及大批外国佬争夺舞女的宫殿。 总之，上海是一个“东方垃圾场”，到处都是淘金者、投机者、底层民众以及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难民。 “不同民族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个陌生的地方，与各自的首都争夺财富，他们就属于这样的一群人，一旦回国，他们就害怕失去工作。与其这样，不如用剩下的力量来挟持自己的国家，在这里翘起二郎腿，动摇你的威信。” 恒光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租界这种特殊形式对于上海异常繁荣的推动作用。
恒光对上海的租界特别着迷，在他的描述中，“这是各种殖民人物出现的背景，他们由于社会阶层、经济优势、种族和国籍而表达不同的个人自尊或羞耻。”而种族和民族认同也决定了角色在与其他种族和国籍的人打交道时的态度。” 里面的人们看似摆脱了国家自由的束缚，却陷入了更深的痛苦。 一种彷徨和无助的感觉。 个人与外界的紧张矛盾原本是新感觉派关注的主题之一，但在四通八达的上海，他们对这种感觉有了更深的理解。 与广阔多彩的世界相比，个体是如此的孤独和渺小，唯一的真实似乎只有用身体感受到的十分之一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海》虽然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但几乎所有章节都是根据主角的心理感受串联起来的。 作者并没有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客观地描述情节的发展，而是从主人公的心境开始描述投射在他眼中的外部世界。 难怪酒井直树评价横光立一的《上海》“成功地呈现了主体立场的殖民、阶级和种族差异中的感官差异”。 也正是因为如此，衡光利的上海画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混杂、堕落、空虚……既继承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颓废感，又为现代上海描绘出不同的风采。
《新郎的想法》封面
横光的《上海》在日本出版后，其敏感的题材和新颖的文笔立即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与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一起，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上海的一个窗口。 遗憾的是，该书在中国影响不大，除了刘那欧在《新郎的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提到过，以及1942年《中国周刊》第六期上有一个片段翻译外，无人提及。 这可能是因为该书出版时，新意派在日本已经衰落。 然而，恒光对中国的影响本来并不是一本书，更重要的是他引发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即20世纪中国文坛以刘那欧、穆时英为首的“新感觉派”。 20世纪30年代。 其中，精通日语、熟悉日本文学的刘那欧最先将恒光介绍给中国读者，开启了中国新感觉主义的氛围。
刘那欧1905年出生于台湾，15岁开始留学日本，1926年参加上海震旦法语班回到台湾。 1928年夏天，刘那欧再次来到上海。 资助创办一线书店和杂志《无轨列车》，介绍文坛最新文学理论，出版同仁优秀文学作品。 1928年9月，以那那鸥的名义翻译出版了《情色文化》一书，收录了日本新感觉派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其中有横光敏一的《七楼的运动》、这是恒光作品最早的汉译本。 刘那鸥在书的序言中热情地赞扬了新感觉派的作品，“文学艺术是时代的反映，只有新感觉派才能向我们描述日本这一时期的时代色彩。”时期。” 作品……它们都描述了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时期的不健康生活，这些作品揭示了这些对明天社会和未来新方式的暗示。”
《色情文化》封面
“中国新感觉派”的小说几乎都以上海为故事背景，恒光也重点描写上海，这不仅仅是巧合。 “新感觉派”小说不等于都市小说，但现代都市确实为新感觉派天马行空的语言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新感觉派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反对既定的政治经济结构，表达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虚无感，在现代上海，这种表达找到了最合适的展示空间。 恒光和刘那鸥都“将上海视为一个避开意识形态束缚的地方，城市空间中族群、观念、现象的湍流和相互超越令他们眼花缭乱”。 不客气。 可以说，这些“新感觉”大师的心里都有一些“上海情结”。
近年来，关于中日新感觉派的比较研究层出不穷。 但以往大多注重写作技巧的传承，而对题材的共通性探索不多。 然而，由于我们知道日本新感觉派领袖横光敏一曾两次来访上海，中日作家都不遗余力地描写上海，这些事实足以引起新的关注——“新感觉”学校”与上海城市的内在联系. 每座城市都有其特殊的精神气质，它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也对描述它的人产生无形的约束。 因此，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特别适合的文学表现形式，上海也不例外。 由于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现代文学中以上海为创作背景的作品层出不穷。 我们不能说“新感觉派”在描绘上海方面一定比其他流派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准，但在把握城市内在精神方面，却确实有其独到的思维和表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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