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的家庭主妇，把生活过成了诗

作者 | 蔡嘉欣、刘以嘉主编| 王怡然

摄影 | 蔡嘉欣视频剪辑| 沙沙罕

01

监狱

近90平米的房子里没有沙发，也没有茶几。 客厅里单独放置了一台空调。 电视机被移到了不显眼的角落。 入口处的餐桌是房子里唯一我们可以坐在一起的地方。 。 在一个重视家庭生活的北方县城，这样一个空荡荡的家显得有些冰冷和突兀。

这是女主人特意为儿子打造的空间：她把沙发从13楼拖到了地下室，并把客厅和卧室的墙壁粉刷成了白色。 木质电视柜体积太大，她找来电锯，果断锯掉了一段桌面和三个抽屉。 这是她第一次拿着电锯，震动让她的手很痛。 她担心孩子们会带来麻烦。 ，她会牺牲晚上的睡眠时间。

她个子不高，眉毛很细，背微微驼背。 长发凌乱地绑在脑后，几缕发丝随意地从额间逸出。 她看上去非常疲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这个32岁女人的全部人生。 她的名字叫黄静波。 作为一个结婚十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她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抚养着两个孩子——一个9岁的三年级女儿和一个5岁的儿子倪浩。 2020年7月，被诊断患有自闭症。

每天早上7点，她都要从香河出发，开车送儿子去北京参加康复训练班。 近60公里的路程中，儿子在车上坐不住，一直哭。 黄静波只能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抱着孩子。 在厨房做饭时，她必须仔细听儿子的动静，每隔几分钟就出去看看。 有一次，她的儿子直接踩到了防盗窗。 她吓得双腿都软了，但她还是要保持冷静，不动声色地把儿子抱了下来。

一出门，她就紧紧跟着儿子，“我真怕他突然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她的家在香河县，那里到处都是大型家具店。 一辆大卡车隆隆驶过。 这时，儿子会突然朝车子跑去。 不仅如此，在操场上，他会因为冰棒掉进沙子里哭个不停； 在商场里，如果没有给他买玩具，他就会在地上打滚并尖叫。

这个小男孩身材高大，皮肤白皙。 被哭声吸引的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孩子身边的黄静波。 黄静波认为这些都是指责，“孩子这么没教养，是不是大人没教好？” 她觉得自己真的“太差劲了”。

然而，黄静波却从未想过要把儿子留在家里。 她带儿子去了欢乐谷、滑雪场、海洋世界。 甚至从她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她就满心紧张，握着儿子那始终淌着汗水的手，几乎没有放开过。 这些年，她的脸皮越来越“厚”了。 她说：“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给我儿子贴上‘自闭症’三个字，这样我就可以少解释一些。”

康复训练课程持续了两年，黄静波每天坚持往返北京香河。 那时，她还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母亲。 她相信儿子一定能上普通小学，“哪怕慢一点也没关系”。

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儿子突然失去了说话和互动的能力。 哭是他每天最常做的事情，一次哭两个小时。 黄景波每天都祈祷：“别哭，不哭就什么都可以做。”

随后，黄静博也哭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她就泪流满面，洗碗的时候也哭，走路的时候也哭。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这两年，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儿子就像一扇推不开的门，她甚至想带着孩子离开。 她甚至想了一个办法，带儿子出车祸，“还是给女儿留下一些赔偿”。

至于丈夫倪金雷，他们早在2019年10月就领了离婚证。虽然因为疫情“离婚后不离家出走”，但早期面对孩子的病情时，倪金雷更像是一个需要照顾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吼叫。

有一次，黄静波带着孩子去浴室洗澡。 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哭了。 黄静波哄不走她。 倪金雷终于出现了，他站在卫生间门口，对着母子俩恶狠狠地喊道：“你们一起去死吧！”

02

局外人

起初，两人的故事显得幸福而浪漫。 2013年夏天，黄静波与倪金雷举行了婚礼。 他们是同学，也是初恋。 对于婚姻，他们似乎也达成了一种传统共识：男人是外界的主人，女人是家庭的主人。

结婚后，黄静波更加了解自己的丈夫。 丈夫18岁时，帮父母卖鱼。 他无法像同龄人一样去商场或看电影。 “他完全无法享受生活。” 公公婆婆控制欲极强，丈夫摆地摊累了就无法休息。 即使是买卡车，也要选择款式。 黄静波心疼丈夫，接手了所有家务。

但婚姻的裂痕却悄然蔓延：丈夫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卖鱼，回到家就玩游戏。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除了争吵——丈夫会说最恶毒的话，“你结婚的时候没有给我们家带一分钱”，在她怀孕的时候他不喜欢她，“你为什么这样”又胖又丑？” 女儿出生的那天，她的丈夫也在场。 手术室外，她放声大哭，对着电话那头喊道：“这是一部少女电影！” 躺在病床上，黄静波的心都凉了。

有一件小事，至今给黄静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婚后不久。 她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但她丈夫在电话里说，今天爸爸在炖猪头肉，让我过来吃。 “他根本就没想说，老婆，过来一起吃饭吧。” 黄静波说，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只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只有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我才显得有价值——大女儿出生后，公公婆婆就开始生二胎，甚至在饭桌上扔筷子。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大多数时候，黄静波这样告诉自己。 她12岁时，父亲因抑郁去世，母亲后来再婚。 她习惯了流浪和独立，自己换灯泡、打开下水道。 她不断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妻子，我是不是太强势了？ 我想在外人面前夸奖我的丈夫吗？ 她摸索着改变，似乎改变就会带来被珍惜。

丈夫倪金雷和婆婆在菜市场摆摊卖鱼。 他是唯一的儿子，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鱼摊赚的钱都是我婆婆的。 婆婆给她的月薪是5000元，黄静波生完男孩后，她又加了1000元。 黄静波要买奶粉，送孩子上幼儿园，还要支付家里的日常开支。 生活很紧张。

为了孩子，沙发和茶几都搬走了

黄静波是一个对人生有想法的人。 高中辍学后，她在北京从事销售工作，每月收入1万元。 她会四处旅行并积累经验。 她还喜欢手工制作。 她会找一个花瓶，放上商家赠送的塑料花，然后用丝带将它们缠起来。 她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不想让女儿感到匮乏。 她的牙齿断了，她舍不得花200块钱。 用同样的钱，她每年都会为女儿拍一套照片。

但在男方家人看来，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如果你不存钱，就会被指责不经营家，有时即使买了一个架子也会被批评。 十年过去了，黄静波在金钱上再也没有被信任过。 有一次过年，她和孩子们在公婆家吃饭。 丈夫突然说道：“吃完饭，你就带着孩子回去吧。”

黄静波明白，他们要开始计算当年的总账了，她不能到场。

在这样的压力下，黄静波明白了婚姻的残酷现实：不管你把家庭照顾得多么好，不赚钱就没有任何功劳，全看别人的眼光。 “如果我每个月能挣一万元，他们肯定不会说我的。”

2018年5月，儿子只有9个月大时，黄静波在县城开了一家童装店。 她花了二十万多元，这都是血汗钱。 她其中包括彩礼的钱，卖掉家里二手车的钱，向母亲借的钱，还有丈夫和婆婆给的六万元。 在政府的游说下，丈夫和婆婆抱着“经济可以支撑，可以尝试一下”的心态。

尽管如此，家里的争吵却越来越频繁。 黄静波猜测，他们可能会心疼资本，也可能会抱怨她无法平衡家庭和事业。 她很累，感觉根本不被理解。 2019年10月，黄静波提出离婚。 房子、车子都在倪金雷父母的名下，她就离开了家。 疫情来袭，她只能“足不出户离婚”。 她和倪金雷约定，她照顾女儿，他照顾儿子。

03

错位

三强农贸市场位于香河县，毗邻香秀排水渠。 这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市场，道路弯曲，摊位挤在路中间。 随着行人和电动车的增多，腐烂的水果蔬菜的味道与蒸笼里的馒头混合在一起，腥味越来越近。 市场东南角有一个大鱼摊。 店主是一个又高又胖的男人。 他剃着光头，穿着高筒水靴。 他的围嘴遮不住圆滚滚的肚子，上面溅满了鱼血。 和秤。

虽然他看上去有点凶，但实际上是一个好工人。 他用一根大花臂把一条活鱼从水中捞出来，猛地放在案板上，然后用木棍敲击鱼的头部，然后使用除鳞剂。 把鱼滚几圈，最后用剪刀把鱼的内脏挑出来——不到半分钟，一条鱼就做好了。

那就是黄静波的丈夫，32岁的倪金雷。 这个20平米的摊位每天要引进2000多斤鱼，其中至少有一半是靠倪金雷一一“吸”的。 每天凌晨4点左右，他都要起床站立，直到中午11点关摊，下午3点才回到市场备货。 每隔几天，他就会去20公里外的鱼塘购买捕获的鱼。 市场上鱼的批发价为4.8元。 “我3.5元买的，4元给他们，我赚5分钱，他们省了8分钱。” 他聪明又务实。 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向渔民收集鱼。 如果我们晚上10点出发，最早也要凌晨1点才能回家。

从事这个行业十年，一年365天，除了元旦和疫情，倪金雷几乎没有休息过。 即使感染了，他也只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

在河北省这个小县城，我每个月能挣2万元。 我家里有三套房子和两辆车。 我几乎拥有了我想要的一切。 倪金雷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手机”：刚结婚的时候，他充值几万进游戏； 现在他看戏剧和小说，《烽火戏》和《天龙八部》的书。

在好友程文斌眼中，倪金雷是一个只抽烟不喝酒的好男人。 在一群朋友中，倪金雷是唯一一个不像90后那样生活的人。 “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像他一样吃苦。”

不仅如此，倪金雷还非常“勇敢”。 就在即将与别人订婚的前一天，倪金雷又遇见了初恋情人黄静波。 他想解除婚约，但遭到很多朋友的反对。 最终，倪金雷听从了自己的内心。 对于这些往事，倪金雷只能淡淡地说：“我是因为看到她才对她产生兴趣的，而且我也知道她原生家庭不太好，所以我很想保护她。”

婚后的生活一团糟。 在倪金雷的世界里，夫妻有各自的功能角色：“丈夫是耙子，妻子是箱子，一个拉钱，一个管钱”。 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合格的丈夫，“我不需要你吃饭，不需要你喝，给我钱就可以了。”

倪金雷的鱼摊

他承认妻子很关心家庭。 至于理财，他摇了摇头。 她很朴素，花钱不多，但花的却是三五百元，“花得很傻”。 女儿学滑板，连续买了好几块板； 家里还有几辆自行车供孩子们骑。 我女儿轮流学英语、奥数、书法，最近还报名了古筝课。 倪金雷不同意，老婆就直接去找婆婆要钱，又花了几千。 他说得太多了，也担心女儿误会她，“看来我们舍不得给她花钱。”

中间一年，夫妻俩负责管理这笔钱，并支付婆婆的工资。 那一年，家里买了一辆小型货车，没存什么钱。 倪金雷只能将经济权利还给父母。 反正“他们不会乱花，也不会送给别人”。

他妻子的很多行为他都无法理解。 “女人需要的太多了，一定要能挣钱，能和她在一起。” 结婚的头几年，妻子一直想改变他玩手机的习惯。 很多时候他一回家，她就一脸不爽的说道：“我在外面赚钱，回来就哄你，那谁来哄我呢？” 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回来后只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静一会儿。”

他的婚姻字典里，没有陪伴、沟通的概念。 当妻子做产检、孩子生病、家里有困难时，他总是说：“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会阻止你，但你别指望我来陪你。” 当他的妻子试图与他讲道理时，他逃跑了。 在房间里; 我给他发了消息，他连看都没看就全部删除了。

对他来说，金钱就是生活的本质。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幸福？反正只有花够钱才能活下去。”

倪金雷常常后悔自己“结婚太早”，后悔自己应该“多两年的自由”。 婚后不久，妻子怀孕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父母家里做产前检查。 大女儿出生后，三个人突然在一起，他仍然感到“尴尬”和“不舒服”。

然而，他却从未想过离婚。 妻子提出离婚那天，两人发生了争吵。 他不知道妻子到底是怎么想的，但他隐约觉得“她不能没有孩子”。 恐惧也是真实的。 他害怕妻子会放弃这个家庭。 “我什至无法赚到可靠的钱。”

钱钱。 只要不影响赚钱，他不会往心里去。 “在我眼里，除了人的死和赚钱，其他的一切都不算什么。”

他哭着救妻子：“儿媳妇，这么多年你对我太宽容了，我以为你永远不会生气。” 但他的妻子态度坚决，他知道自己错了。 最终，两人领了离婚证。

04

双面胶带

离婚后的生活却“一帆风顺”：黄静波的生意好转，最好的月份销售额达到7万元至8万元。 大年初二，倪金雷主动去北京看望婆婆。 疫情过后，黄静波做饭，倪金雷洗碗。 不仅如此，倪金雷还会拉着两个孩子在地上转圈。 黄静波说：“这是她第一次有家人的感觉。”

这一切都因为我儿子的自闭症而结束。 2020年7月，黄静波的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我以为我要结束这样的生活，陷入另一个深渊。” 黄静波说道。

她关闭了童装店，生意受疫情影响，投资的钱差点没拿回来。 当儿子去看病，而她又没有积蓄时，她陷入了更深的自责。 很多个不眠之夜，她不断地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选择开一家童装店，儿子的病会不会有好转呢？ “如果我能早点发现该多好？”

通讯和经济权利问题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她和丈夫达成共识，应该好好对待孩子。 起初，他们没有钱，倪金雷不敢和父母说话，生怕他们责怪黄静波。 最终，倪金雷只能卖掉自己的6万元金链子和妻子的1万元首饰钱暂时渡过难关。

当儿子刚确诊时，倪金雷也想不通。 他在车上泪流满面地打电话给妹妹，“别人的孩子都很正常，为什么不能和我一样呢？” 我儿子都不知道怎么花。” 愤怒和沮丧在家里蔓延。 那段时间，夫妻俩最长七八天没有说话。

从前年开始，倪金雷慢慢接受了现实。 他重新找到了赚钱的意义，“多留点钱给儿子，照顾他一辈子。” 至于女儿，他也想给她一份更大的嫁妆，“让她不用受苦（因为他哥哥）”，“不管是谁，谁有钱谁就辛苦”。

当儿子要出去时，黄静波跪下耐心与儿子沟通。

这两年，他也发现了黄静博对于这个家庭的重要性。 除了她，“没有人能看这个孩子”。

另一方面，我儿子的病是一个转折点。 黄静波表示，她提出离婚只是想吓唬吓唬他。 没想到，丈夫竟然同意了，她反而变得“被动”。 直到儿子生病，黄静波又获得了一种无法替代的功能，成为唯一照顾自闭症儿子的人。

婆婆开始主动给黄静波发红包，让她给自己买点吃的。 我也会在外面夸奖她：“小黄这几年真是辛苦了。” 他还私下劝倪金雷，“小黄不容易，回去别跟她打架。”

倪金雷也理解黄静波的痛苦，“至少我在外面卖东西，可以跟谁说话。” 但他的妻子却只能绑在孩子身上。 “她真的比我优秀，比我强，说实话，我有些受不了。”

一家人似乎又达到了某种平衡，夫妻俩终于可以坐下来安心聊天了。 大多数时候，黄静波都在谈论孩子的学习和烦恼。 倪金雷听完，以“我们能做什么？”结束了谈话。 当女儿获得五子棋比赛第一名时，黄静波现场打电话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倪金雷闻言，“嗯”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

偶尔倪金雷也会主动发起话题。 在抖音上看到一段开房车旅行的视频后，他和黄静波聊起了未来。 当他存够钱时，他会买一辆房车，带着儿子到处走走。 这是他最羡慕的生活。 他三十多岁时只出国旅游过两次。

作为父亲，倪金雷也开始分享家里的情绪：当儿子闹事时，黄静波跑到房间独自哭泣。 倪金雷主动放下手机，先哄了儿子，然后转身安慰黄景博，“我们尽力治疗他吧，多给他留点钱。”

2022年疫情期间，黄静波和两个孩子不敢出门。 倪金雷半夜出去摆摊，早上回来买菜。 尽管他在金钱上仍然不慷慨，脾气也不好，对孩子和妻子视而不见，但当黄景波发烧时，他就默默地煮饭。 黄静波觉得“家里还是要有一个男人”。

去年年底，黄静波向倪金雷坦白，自己信用卡欠款超过10万。 这几年，倪金雷虽然给了钱，但他并不满意，多的两万，少的两千。 疫情发生，孩子没去上课，他也会减少生活费。 这笔钱不能支付所有家庭开支。 而且，为了追回儿子，黄静波私自花钱上各种课程，最后不得不使用信用卡。

她实在无法忍受，只能坦白。 倪金雷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借钱，“我老婆还不起贷款，我有点着急，你先转过去吧。” 黄静波有些感动，“没想到他会帮我，而且他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太糟糕了。”

黄静波先提出再婚。

05

念经难

她骨子里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只有再婚才是真正的夫妻”。 这或许也是她此刻最好的选择，“我有房有车，老公能赚钱，爷爷奶奶还有一些财富。” 更大的担忧是，如果她真的离开这个家，不仅要重新过上流浪的生活，而且“肯定没有人照顾儿子”。

倪金雷一开始不同意，“你想离婚就可以，你要我再婚，我就得跟你走吗？” 黄景波听到这句话，“我心里都快高兴了。” 她太熟悉丈夫的“狠话”了——倪金雷在表达自己的“需要哄”。

黄景波没有什么犹豫，直接求他：“老公，我真的很爱你，很需要你，我全家都离不开你。”

今年1月23日，夫妻俩终于再婚了。 黄静波将视频放到网上，视频里充满了祝福声，“患难之交才是朋友”、“这才是父母该有的样子”。

连日来，黄静波忙着回应记者的提问。 家里突然变得吵闹起来，9岁的大女儿倪梦琪大多安静地坐在阳台的书桌上写作业、上网课。 她从妈妈的小红书上看到了父母离婚的消息。 离婚意味着什么？ 9岁的女孩想了半天，小声说道：“我就像没有家了一样。” 然而，在她的印象中，家似乎并没有改变。

她的镜片非常厚，她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思考了。 她说离婚是因为我弟弟。 在她眼里，妈妈只是担心弟弟而已。 当弟弟发脾气时，妈妈就会躲起来哭。 这时候，倪梦琪就会来到妈妈面前说：“会越来越好的，以后我不结婚，不找男朋友了，我会赚钱养活他。”

弟弟确诊后，很长一段时间，妈妈都给了她生活的希望，每天给她发试卷，看着她写。 小女孩并不介意。 她甚至希望自己能懂事一点，“这样妈妈就可以轻松一些”。

对于这个弟弟，她也很疑惑，“为什么别人的弟弟都挺聪明，我的弟弟却有点笨，容易被人笑话？” 每次她出去，这个小弟弟总会制造一些麻烦——现在她已经习惯了，带着孩子般的成熟，他说：“不用劝他，他只需要自己哭，直到他得到为止。”超过它。” 然而，9岁的孩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和妈妈一起出去玩”。

再婚后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每天晚上，倪金雷在餐桌上玩手机，黄静波陪儿子看绘本，女儿自己做作业。 有时候，儿子会发脾气，大喊大叫。 倪金雷安慰自己，“我是有点傻，不过我的长相还不错。” 黄静波认为的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生活方式，儿子会选择更容易的”。

某种程度上天龙八部晚上六点以后怎么挣钱，黄静波作为妻子，还是在妥协。 到了时间，她就自觉带着两个孩子睡南卧室，倪金雷则睡北卧室。 我和老公竟然发微信了，很难再讨论什么了。

倪金雷坦言，如果没有儿子，离婚对他来说无所谓。 现实是“儿子离不开母亲，母亲要负责”。 黄景波也知道，是自己的儿子捆绑了这段婚姻。 她无法也不愿离开，打算就这样忍受。 至少他们“经历了最糟糕的阶段，现在互相支持”。

金钱仍然是一个敏感领域。 倪金雷给了黄静波6.2万还债。 黄静波跟他对了两年的账，但他似乎并不相信。 一年后，他再也没有给过他任何生活​​费。 黄静波有点难过，但也很彻底，“（我）只是接管了经济大权。”

只有在某些时刻，“夫妻同甘共苦”的现实才会出现：在菜市场里，倪金雷曾看到一对老夫妇牵着一个十七、十八岁的男孩，高兴时“哎哟”地叫。 还在奔波，他似乎看到了家人的未来。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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